面对杰尼斯创办人的性丑闻，日本媒体为何沉默？_环球快资讯

3月初，BBC推出了纪录片《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丑闻的主角是2019年去世的日本杰尼斯事务所创始人喜多川，他把年轻男孩们培养成超级巨星，但是五十多年来，喜多川性骚扰的丑闻从来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得到真正的报道，成为了日本媒体中“房间里的大象”。

早在1999年，日本杂志《周刊文春》就揭露了这件事，喜多川可以直接决定少年们的舞台站位、能否出道，拥有极大的权力。《周刊文春》曝光了猥亵细节，少年们躺在宿舍里假装睡觉，等下一个轮到自己。BBC的纪录片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该杂志提供的信息。当时，喜多川就以诽谤罪为名起诉了《周刊文春》，法庭最终支持了周刊在这一问题上的说法。然而时至今日，哪怕喜多川的丑闻几乎人尽皆知，日本的主要新闻媒体还是不约而同基本保持着沉默。

其实日本媒体并不回避对于恋童癖的报道，一个例子是曾大量报道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性侵男童案的审判，但喜多川的丑闻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主流媒体上，连他去世的讣告也充满着溢美之词？

(资料图)

金鹅与掌舵者

喜多川经营的杰尼斯事务所创建了许多受欢迎的男子组合，包括SMAP、V6、岚、Kanjani8、Hey!Say!JUMP等，保持着最多排名第一的艺术家、最多排名第一的单曲和最多个人制作的音乐会的世界纪录。喜多川也是日本流行文化的重要人物，去世时连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都发来吊唁信。

日本体育大学副教授Shuto Yoshiki撰文指出，“不成熟”、“孩子气”的偶像是杰尼斯成功的秘诀。杰尼斯公司的艺人们表现得既是学生又是艺人，有一种在普通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孩子的“业余性”，一种男孩气质——他们的感情不复杂，而且完全专注于追求的自己的梦想。这样的设定为观看电视的现代家庭接受，这意味着杰尼斯事务所的偶像不仅拥有年轻的女性粉丝，也会让包括父母在内的整个家庭都站在他们的一边。杰尼斯的生产系统中也使用了现代家庭的模式特征，比如说喜多川把艺人和Junior（加入公司但还没有正式出道的人）称为“孩子”，把粉丝俱乐部叫做“family club”，通过这个隐喻构建了一个把偶像作为产品来消费的体系，中国粉丝也把杰尼斯称为“J家”。

Shuto Yoshiki对比了杰尼斯偶像和韩国男团偶像的男性气质。韩国电视一开始就是1961年军事政变中上台的朴正熙的宣传机构，所以韩国的男性气质是建立在以征兵为基础的军事文化上的，建立在严格的等级意识和自上而下的指挥结构之上。日本采用的则是以家庭/公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杰尼斯事务所就以家庭文化为基础，已经非军事化。如果你问一个J家偶像发生战争会怎么办，他们会说自己反对战争，不认为战争会在日本发生，他们选择表达男子气概的领域是体育。

就这样，自1962年成立杰尼斯事务所以来，喜多川成为了日本演艺界的掌舵人。“杰尼斯事务所最终发展成为日本最强大的经纪公司，几乎垄断了利润丰厚的男团市场。”BBC在为喜多川撰写的讣闻中这样说：“由于在行业中独领风骚，喜多川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日本主流媒体中没有人敢惹恼他强大的经纪公司。”

2019年喜多川去世后，根据《日经新闻》报道，杰尼斯事务所收到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警告，称其可能违反了日本的《反垄断法》。国民偶像组合SMAP解散后，有三个人于2017年离开了杰尼斯事务所，虽粉丝甚众，但是除了广告中的身影，他们几乎从有线电视网络中消失。杰尼斯事务所涉嫌向电视台施压，要求电视台停止放送SMAP三名前成员的内容，但事务所予以否认，该调查后续也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证实其违反了《反垄断法》。

虽然幕后交易并不为人知晓，但从既往案例中不难看出杰尼斯事务所对媒体的掌控：对于杰尼斯偶像的犯罪报道，新闻机构的反应相当尴尬和不情愿。电视节目选择更加暧昧的表达方式来报道约翰尼偶像的罪行，例如不在偶像名字后面使用“嫌疑人”一词，而使用“成员”一词，看起来便没那么严重或糟糕。1990年演员胜新太郎在夏威夷因持有可卡因被捕，面对这样一个明星，媒体选择了“嫌疑人”；2001年SMAP成员稻垣吾郎因违章停车并撞伤女警上电视时，TBS等电视台使用的则是“成员”。 在《秘密、性和奇观：日本和美国的丑闻规则》一书中，作者Mark D. West看到，小报提出的论点（他对电视台员工的采访也证实了这一论点）是，喜多川向电视台施压，要求他们正确行事，否则就会失去艺人的使用权。据《周刊新潮》报道，杰尼斯事务所要求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件事。

根据2000年《纽约时报》对日本娱乐记者Masaru Nashimoto的采访，如果主要新闻媒体报道喜多川的丑闻，所有当红明星都将退出你的节目，你的综艺节目将无法得到任何明星支持，收视率会直线下降。这对出版物也同样适用。作者David McNeill在《伟大的幸存者》一文中指出，业界不想因为丑闻而扼杀杰尼斯这只金鹅。杰尼斯艺人在流行排行榜上大放异彩，他们进入黄金时段电视，支撑着收视率，销售着产品。在解散之前，仅SMAP的五名成员就有大约15部常规电视节目。McNeill采访的一位制作人Miwa说，自己作为制作人对性丑闻传闻不感兴趣。Miwa也解释了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在计划电视剧时间表时，决定由谁来表演的不是电视公司，而是经纪公司。制片人可能会拒绝[同意机构的要求]，但公司会争辩说我们未来还要做节目。所以在极端情况下，在一个有八名固定演员的连续剧中，其中七名将由幕后管理部门决定。这就是他们拥有的力量。”

在《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中，东京上智大学新闻学教授Hiroshi Fujita认为喜多川的故事反映了日本媒体公开的弱点，“在涉及性、皇室和右翼团体等敏感话题时，日本媒体往往非常谨慎和胆小。”

“三流记者”的突破

为何日本主流媒体纷纷表示沉默，公众眼中的八卦杂志《周刊文春》却敢于揭露事实？在日本，媒体行业存在着精英和非精英媒体之别。日本几乎所有有新闻价值的组织都可以找到记者俱乐部，比如国会的新闻有参众两院的记者俱乐部或主要政治家所属的记者俱乐部，国家警察署、驻日大使馆、东京大学、新闻俱乐部、最高法院、地方法院等都有自己的记者俱乐部。记者俱乐部只有报纸出版商、编辑协会和日本杂志出版协会的会员才可以加入。

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不需要从可靠来源寻求信息，因为他们已经被提供了可靠的消息来源。一些俱乐部还会为记者提供设备齐全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停车位、免费电话、晚餐和交通。Mark D. West认为，这一制度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媒体报道的统一，另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日本精英媒体对丑闻的报道是经过过滤的——警察新闻俱乐部记者不能写警察的问题，检察官新闻俱乐部的记者不能写检察院的丑闻，足球新闻俱乐部的记者不能写打假赛的文章。报纸没有什么短期的动力去追求重要的故事。

这种模式也会延伸到体育和娱乐领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权力掌握在几家经纪公司和几位巨星手中，小报实际上也有类似于记者俱乐部的角色。每家小报都有一名代表全职依附于这些明星，并完全依靠他们提供新闻。如果有重大事件发生，记者会先向明星核实，看他们是打算公开还是需要保密。记者如果不听话，信息来源就会被切断。

虽然娱乐界竞争加剧改变了这种状况，但是像杰尼斯等日本较大的经纪公司还是保持着巨大的控制力。这些机构不仅有能力影响节目的制作，有能力在周刊一类媒体中植入对自家明星的正面报道或对其竞争对手的负面报道，也可以买通可能报道丑闻的记者。以金钱和权力的结合，保护自己和他们的明星。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作者清水洁在追踪案件时就曾遭遇难题，由于他所在的《Focus》周刊不是政府宣传型的“公共媒体”，清水洁也被视为“三流记者”，无法进入记者俱乐部，他提出的采访要求不被警方理睬。但也正是“三流记者”们，颠覆了媒体的信息等级结构。《周刊文春》编辑局长新谷学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在他刚入行的1989年，站在新闻圈鄙视链最顶端的是NHK，然后是大报社、电视台。他要去讨好报社政治部、社会部、经济部等部门的王牌记者，从他们那里捡漏进行报道。但在2004年，《周刊文春》曝光了2004年红白歌合战制片人贪污事件，各大报社和电视台蜂拥而至，变成了其他新闻机构的人来打听消息。新谷学意识到，“只有手上拿着消息的一方才有主导权，才能把控全局”。

虽然给人的印象是八卦杂志，但《周刊文春》的报道曾带来政界动荡，促使田中内阁总辞职。它们也报道大公司的问题，包括日本国铁的腐败、DHC公司的不正当强制劳动、优衣库违反劳动法等。清水洁曾经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谈到，“我认为日本的新闻自由是靠记者俱乐部之外的记者们实现的。加入记者俱乐部的记者虽然很多，但他们是报社和电视台中的一部分记者。我不从属于记者俱乐部，自由记者和《周刊文春》等周刊、杂志的记者也不属于记者俱乐部。这些不属于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们独立做出的调查，更有可能成为独家报道。”

（来源 界面新闻 记者 潘文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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