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5亿元银行优先股年内退场：固定溢价高低，成了赎回先后的“隐性标尺”

江苏银行10月13日的一纸公告，为2026年银行优先股的集中退场再添一笔。该行2017年发行的200亿元“苏银优1”定于11月30日全额赎回，赎回完成后境内优先股清零。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银行公告梳理发现，年内已有7家上市银行披露优先股赎回方案，合计规模1555亿元。其中，光大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5家已完成赎回注销，中信银行350亿元“中信优1”与江苏银行“苏银优1”尚在流程之中。华源证券预计，全年赎回规模落在1500亿元至2000亿元之间，创历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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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亿元优先股赎回的成本逻辑并不复杂：2014年至2016年发行的银行优先股票面股息率普遍在5%至6.5%，5年重定价后仍有3.5%至4.5%；而2026年上半年新发银行永续债利率已降至2%附近，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平均约1.99%。一高一低之间，置换的财务收益足够清晰。

但利差只能解释“为什么赎”，解释不了“为什么是这几家先赎”。同样面对成本差，为什么不是所有持有优先股的银行在同一个窗口集体行动？答案藏在优先股票面股息率的构成里——基准利率随5年期国债收益率重置，固定溢价却在发行时一次性锁定、存续期内不再调整。这一锁定的变量，实际上为每一只优先股预设了赎回的先后次序。

固定溢价：一张被忽略的“赎回排序表”

把年内已披露或完成赎回的品种排在一起，固定溢价的分布并不均匀。江苏银行“苏银优1”固定溢价1.31%，重定价后票面股息率3.86%；招商银行“招银优1”固定溢价0.94%，赎回时票面股息率3.62%；光大银行“光大优2”固定溢价1.28%，2026年8月完成第三次重定价后票面股息率降至2.71%。作为对照，农业银行第二期优先股的固定溢价高达2.24%，即便基准利率降至1.53%，重置后的票面股息率仍停留在3.77%。华源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廖志明的判断与此吻合：固定溢价较高的优先股，未来付息成本更高，银行赎回旧券、重新低息融资的动力更为强烈。

在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看来，这一现象的意义超出了单一的成本比较。该研究人士指出，本轮赎回潮表面上是一场由利差驱动的集体行动，实质上是一次由“历史发行条款差异”决定的非同步退出。每家银行在发行优先股时锁定的固定溢价，记录了当时市场对该行信用资质和发行环境的定价；5年之后，基准利率整体下移，但固定溢价的高低差异并不会随之收敛。高固定溢价的品种，即便经过重定价，绝对付息水平仍然偏高，银行继续持有的机会成本更大；低固定溢价的品种，重置后已经接近永续债的定价区间，保留的合理性反而上升。因此，2026年的赎回队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张由2014年至2017年发行时点“冻结”下来的排序表，而不是当下各家银行资本管理能力或意愿的实时排名。

这一视角还解释了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时间差：部分优先股在2021年前后已具备赎回条件，银行为什么直到2026年才动手。原因在于，赎回的经济性取决于基准利率下行幅度与固定溢价之间的“净差额”。只有当基准利率降到足够低，高固定溢价带来的额外负担才变得足够刺眼，置换的财务收益才足以覆盖发行永续债的审批与时间成本。赎回潮的时间分布，本身就是利率下行节奏与历史条款相互作用的产物，而非一次可以随意提前或推迟的决策。

大行接续顺畅，中小银行资本工具获取能力并未同步改善

赎回端的故事集中在大型银行和头部股份行，接续端的图景却并不对称。

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有大行与股份行“二永债”合计发行9400亿元，占全市场约90%，票面利率区间为1.88%至2.27%；10家城商行合计发行610亿元，票面利率1.95%至2.75%；农商行层面，仅张家界农商行完成一单1.28亿元二级资本债，票面利率4.20%。永续债接续在大行和股份行推进顺畅，建设银行9月发行的400亿元永续债票面利率仅1.83%，农业银行同期500亿元二级资本债利率1.81%。但在中小银行一端，二季度以来在二永债市场的参与度明显偏低，转而依赖增资扩股等渠道补充资本。

这与中小银行的资本缓冲状况形成对照。2026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15.26%，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分别为13.52%、12.22%、12.91%，均低于行业均值。对安全垫较薄的中小银行而言，优先股赎回带来的其他一级资本净减少，未必能被永续债发行能力完全对冲。永续债的投资者结构和信用门槛决定了，并非所有银行都能以接近2%的成本完成接续。

上述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士进一步提示了一个容易被银行侧“降成本”叙事遮蔽的维度：资本工具“换锚”的受益分布并不均匀。有赎回窗口、又有低成本永续债接续渠道的银行，在这一轮操作中同时收获了票息节约和资本层级维持；而缺乏接续能力的银行，即便持有高固定溢价的优先股，也可能因为赎回后其他一级资本净减少而选择继续持有。这意味着，当前由大中型银行主导的赎回潮，在优化个体资产负债表的同时，可能进一步拉大不同层级银行之间资本工具获取成本的差距。赎回的财务理性是真实的，但它所优化的对象，首先是那些已经处于融资条件较优位置的银行。

投资端的再配置压力则是另一条需要纳入评估的线索。银行优先股曾是理财资金和“固收+”产品获取稳定高息收益的重要底仓，占据优先股市场九成以上的份额。从存续规模来看，截至2026年9月14日，共有存续优先股19只，总规模5507.85亿元，其中银行优先股18只，存续总规模5498.50亿元。理财机构面临的不只是一项资产的消失，而是一类兼具票息优势和低波动特征的配置品种的系统性收缩。可替代的永续债在资本功能上与优先股对等，但在理财产品的收益增强端，并不构成完全对等的“平替”。再配置过程如果集中展开，高等级债券的收益率下行和产品收益中枢的进一步走低，是需要提前纳入评估的约束条件。

赎回潮的实质，是银行在利率下行窗口对历史高成本资本工具的一次集中重定价。固定溢价决定了谁先谁后，永续债发行能力决定了谁能顺利接续。这两条线索叠加，勾勒出一轮带有明显结构分化特征的资本工具更替。赎回本身是理性的财务选择，但它能优化的，首先是那些既有赎回窗口、又有低成本接续渠道的银行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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